老式木地板在脚下发出轻微的吱呀声，窗外的风穿过喀尔巴阡山脉的针叶林，带着一丝初秋的凉意扑在玻璃上。外面的庭院里，手风琴的余音刚刚散去，亲友们都已经各自归家或是歇下。整个世界在这一刻安静得只能听到我自己的呼吸声。 我坐在床沿，扯下勒了一整天的领带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屋里的陈设实在算不上好，一张有些年头的木床，一个手工雕花的衣柜，墙上挂着几幅老照片，连一盏像样的水晶吊灯都没有，只有床头那盏台灯散发着昏黄的光。这是安雅从小长大的房间，也是我们今晚的新房。 安雅去外面的浴室洗漱了，我环顾着这个简朴到甚至有些简陋的房间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男人，在我的潜意识里，结婚是人生中最大的场面。 我的那些哥们儿，哪个结婚不是提前大半年预定星级酒店，车队要清一色的豪车，婚房要重新装修，彩礼更是动辄几十上百万。而我，却在这个距离故乡七千多公里外的乌克兰小镇，办了一场连仪式台都没有的“草台班子”婚礼。 我和安雅相识在广州，那年我在一家主营东欧贸易的跨境电商公司做运营，她是公司请来的外籍翻译。初见她时，她没有像我想象中那些东欧女孩一样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而是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牛仔褂，扎着高马尾，抱着一摞厚厚的资料站在复印机前。 我们在长期的加班中渐渐熟悉。安雅是个极其务实的女孩。在广州那个物欲横流、节奏飞快的城市里，她不追求名牌包，不热衷于打卡网红餐厅。 有一次她发高烧，我买了一堆昂贵的进口水果和补品去她租住的城中村看她，她靠在床头，看着那些东西直皱眉头，用带着口音的中文对我说：“林，你浪费钱了。生病只需要喝热水，吃一碗热汤面，身体自己会战斗。” 那天晚上，我用她厨房里仅剩的西红柿和鸡蛋，给她下了一碗面。她吃得鼻尖冒汗，眼神却亮晶晶的，看着我说了一句：“很好吃，像家里的味道。” 那一刻，看着她在昏暗灯光下苍白却真诚的脸，我突然觉得，如果这辈子能和这个女孩一起过日子，就算吃一辈子西红柿鸡蛋面，我也心甘情愿。 当我忐忑不安地向安雅坦白我的经济状况，告诉她我暂时买不起大房子，也给不出高额彩礼时，她显得非常困惑。她坐在我们常去的那家肠粉店里，睁大那双清澈的蓝眼睛问我：“爱情不是买卖，我嫁的是你这个人，又不是你的银行卡。” 我们就这样把婚事定了下来。 为了照顾她年迈且不愿离开故乡的父母，我们决定先回乌克兰办一场婚礼。 经过十几天的辗转，我终于踏上了安雅故乡的土地。那是一个宁静的农业小镇，没有高楼大厦，只有成片的向日葵田和零星散落的尖顶小木屋。安雅的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农民，常年的劳作让他的双手布满老茧，骨节粗大。她母亲则是个身材微胖、笑容温暖的妇人。 第一次登门，我紧张得手心直冒汗，包里揣着我东拼西凑换来的几万块钱美金，想着无论如何，总得给二老一点“聘礼”。当我在简陋的餐桌前，把那个装满美金的信封推到安雅父亲面前时，那位淳朴的东欧老汉愣住了。安雅在一旁帮我翻译了我的用意后，老人的脸色变得有些严肃。 他把信封原封不动地推了回来，用粗糙的大手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叽里咕噜说了一段话。安雅眼眶微红，转过头对我说：“我爸爸说，他不要你的钱。他只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有一天我老了，不再漂亮了，或者生了重病，你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握着我的手？” 我重重地点了头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在这个破旧的木屋里，我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、不掺杂任何物质计算的纯粹。 婚礼就在他们家后院举行的。 没有专业的婚庆团队，没有司仪，只有邻居们自发搬来的木桌椅。安雅穿着她母亲当年结婚时穿的一件旧婚纱，稍微改了改尺寸，头上戴着邻家女孩们清晨去山上采来的野花编成的花环。宴席上的菜都是亲戚们各自在家里做好端过来的，有红菜汤、烤肉、各种腌制的酸菜和自家酿的伏特加。 大家拉着手风琴，唱着我不懂的民谣，围着篝火跳舞。我看着在人群中笑得像个孩子一样的安雅，心里却隐隐有一丝愧疚。我觉得自己太无能了，一个男人，这辈子唯一一次婚礼，竟然让妻子办得如此寒酸。连个像样的钻戒我都没来得及准备，只买了一对光板的黄金素圈。 推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，安雅洗漱完了，走了进来。她没有穿那种充满诱惑的新婚蕾丝睡衣，而是换上了一件极其普通的白色粗棉布长睡裙，头发湿漉漉地披在肩上。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，她的手里端着一个老旧的木托盘。托盘里放着三样东西：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深色粗麻布，一小块干瘪发硬的黑面包，以及一个小小的粗陶碟子，里面装着半碟颗粒粗糙的海盐。 我愣了一下，赶紧站起来迎过去想帮她拿，心想这难道是饿了要吃夜宵？可这黑面包看着也太硬了。 安雅避开了我的手，把木托盘轻轻放在床头柜上。她转过身，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庄重。 “林，把鞋袜脱了。”她轻声说道。 我有些莫名其妙，但还是照做了。安雅自己也光着脚，她从托盘里拿起那块深色的粗麻布，缓缓地铺在我们面前的木地板上。 “站上来。”她拉着我的手。 当我赤脚踩上那块麻布时，脚底立刻传来一阵粗糙